毛泽东一生为党和国家撰写了数以千计的公文，仅收入《毛泽东选集》和《毛泽东文集》中的就有340多篇。毛泽东写作公文，从不简单对待，而是运用他博古通今的知识、活泼生动的语言、辛辣幽默的文笔，将公文写得光芒四射、文质并美。
清楚准确
公文是为了公务活动而写的，必须恰当反映和处理公务。这就要求公文必须清楚准确。毛泽东在《工作方法六十条》中提出了公文的三种性质：准确性、鲜明性、生动性。出自毛泽东之手的公文，最大的特点就是清楚准确，叙事特别清楚明白，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话，没有任何语句不清楚的话。以毛泽东1948年1月7日起草的党内指示为例。这篇公文一开头用几句话写清楚了建立报告制度的必要性：“为了及时反映情况，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，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，从今年起，规定如下的报告制度。”接着，毛泽东写了两条规定。一条是“各中央局和分局，由书记负责（自己动手，不要秘书代劳），每两个月，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”。一条是“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，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，并且照过去规定，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、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，从今年起，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”。每一条规定后用简明的文字写清楚了报告的内容、字数、写法、发到中央的日期，以及这样做的道理。这篇公文让人一看就清楚，要求的是什么，需要怎样做，这样做的道理，非常清楚、准确、简要。
毛泽东写的这个党内指示，文字不多，却解决了大问题。当时，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，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者即将解放，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正规程度大为提高，全国胜利已经在望。但是，山头主义、各自为政的现象，在党内仍然存在。这种情况，迫切要求党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，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。这个指示中所规定的报告制度，是中共中央坚持民主集中制、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的长期斗争在新条件下的一个发展。它成为党内延续至今的一项重要制度。
毛泽东不仅自己写作公文清楚准确，也把这一条作为写作公文的要求向全党提出。毛泽东在上述公文中还提到了报告的写法，并且强调：“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，文字要简练，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。”《工作方法六十条》中，不仅要求写公文要准确，而且进一步指出，准确性属于概念、判断和推理的问题，这些都是逻辑问题。他针对当时党内公文写作中存在的情况指出，“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：第一，概念不明确；第二，判断不恰当；第三，推理不符合逻辑；第四，不讲究辞章。”可以说，清楚准确，是毛泽东公文风格的骨架和基础。
简明扼要
毛泽东历来提倡写文章要短，要精，他提出：“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，除特殊情况外，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。”他自己写公文就十分注意简明扼要，能用几个字写清楚的，决不写多余的字，能用一句话说明白的，决不写第二句话。
毛泽东1948年指挥淮海战役时，写的作战方针，还不到800字。在这简短文字中，毛泽东把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任务的重心、行动、时间等，写得极为明白。他就是用这不到800字的公文，指挥淮海战役取得了胜利。
1950年10月8日，毛泽东亲笔写的《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》包括6方面重要内容，全文却不到600字，而每句话都极其精炼。以此命令的第一部分为例：“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，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，借以保卫朝鲜人民、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，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，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，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。”仅用90多字，就将出兵缘由、意义、出哪部分兵等，写得清楚明了。
《工作方法六十条》中，毛泽东用通俗易懂又简洁的语言，讲了工作中“纲”和“目”的关系、全局和细节的关系、如何把握时机的问题、订计划要突出重点的问题、两本账的关系、如何抓两头带中间、工作长期性和阶段性的关系、红与专的关系、材料和观点的关系，以及大局和小局、一般和个别、主流和支流的关系等等。他还深刻地论述了国际国内矛盾的问题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等重要理论。可以说，《工作方法六十条》虽然是一篇公文，但其中包含的理论观点的厚重程度、论证的深邃程度，一点儿也不亚于重要理论著作。它既是一篇中国当代公文的典范，也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当代公文的必读篇目。
观点鲜明
公文是讲方针政策的，除了准确外，还要求观点鲜明。对此，毛泽东的要求是：“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，百倍信心，千钧干劲，行动起来。”他写的公文，从不模棱两可，含糊其辞。赞成什么、反对什么，要求什么、禁止什么，开门见山，非常鲜明，没有任何绕圈子的话，让人一看就知道他要求的是什么，应该怎么办。
毛泽东1948年3月20日写的情况通报，一开始就点明——当前党内主要是反对“左”的偏向：最近几个月，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、关于工商业方面、关于统一战线方面、关于整党方面、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，反对党内右的和“左”的偏向，而主要是“左”的偏向。
接着，毛泽东从我党历史经验角度对此作了论证：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，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，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，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，党内容易发生“左”的偏向。
毛泽东鲜明指出：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，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，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，万万不可粗心大意。
在谈如何对待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民主人士时，毛泽东明确指出：“对于这些人，我们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，对他们的某些错误观点则作适当的批评。在将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，邀请他们一部分人参加政府工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。这些人的特点是从来不愿意接近劳动群众，又习惯于大城市的生活，不愿轻易到解放区来。虽然如此，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基础，即民族资产阶级，却有其重要性，不可忽视。因此，应当争取他们。”在谈到建立新政权时，毛泽东非常明确：“本年内，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，因为时机还未成熟。”
毛泽东这篇公文，是观点鲜明的典范。这篇公文的内容涉及几个方面，但无论谈什么，毛泽东都谈得直截了当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让人一看就清楚毛泽东讲的方针，就明白他交的“底”是什么。
来源：中国组织人事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