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

文/邓小平

(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)

最近《人民日报》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,写了一份材料,讲了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》产生的经过,很可以看看。《纪要》是姚文元〔34〕修改、张春桥〔25〕定稿的。当时不少人对这个《纪要》有意见。《人民日报》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。

《纪要》里讲了所谓“两个估计”,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,是“黑线专政”〔35〕;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,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。这个问题究竟怎么看?建国后的十七年,各条战线,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,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,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,能说得通吗?《纪要》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。毛泽东同志画了圈,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。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。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〔36〕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,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。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,说是反革命事件,不行嘛!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,其实,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。《纪要》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,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。《纪要》里还塞进了不少“四人帮”的东西。对这个《纪要》要进行批判,划清是非界限。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。我提出这个问题,可有人反对哩!大家知道,对马克思列宁主义,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。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这样?也应该如此嘛,否则非犯错误不可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,就是“实事求是”四个大字,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。

“两个估计”是不符合实际的。怎么能把几百万、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?我们现在的人才,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?原子弹是一九六四年搞成功的。氢弹虽然是一九六七年爆炸的,但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出来的。这些都是聂荣臻〔30〕同志抓那个一九五六年制订的十二年科学规划打下的基础。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。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,还背着“两个估计”的包袱,将来要摔筋斗的。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,你们要心中有数。要敢于大胆讲话〔37〕。我在八月八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,是个大胆的讲话,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。对我的讲话,有人反对,这不要紧。一个方针政策,总会有人反对和不同意的。他们敢讲出来就好,可以开展辩论嘛!

一九七一年全教会时,周恩来同志处境很困难。一九七二年,他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,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。在当时的情况下,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。这是要教育部门转弯子,但是教育部门没有转过来。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?道理很简单,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。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。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,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。实践证明,劳动两年以后,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,浪费了时间。采取直接招生的办法,并不是不要劳动,劳动可以在中小学就注意。从青少年起教育他们热爱劳动有好处。到大学以后,重点是结合学习搞对口劳动。到农村劳动也可以搞一点,但不能太多。

毛泽东同志的七二一指示〔38〕要正确地去理解。七二一大学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,各省自己去搞,办法由他们自己定,毕业生不属国家统一分配范围。但是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恐怕不能这样办,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。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,从来没有讲过大学不要保证教育质量,不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,不要出人才。

教育部要争取主动。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,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,怕又跟着我犯“错误”。我知道科学、教育是难搞的,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。不抓科学、教育,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,就成为一句空话。抓,要有具体政策、具体措施,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。你们要放手去抓,大胆去抓,要独立思考,不要东看看,西看看。把问题弄清楚,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该自己解决的问题,自己解决;解决不了的,报告中央。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,必须理出个头绪来。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,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。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。赞成中央方针的,就干;不赞成的,就改行。

要健全教育部的机构。要找一些四十岁左右的人,天天到学校里去跑。搞四十个人,至少搞二十个人专门下去跑。要像下连队当兵一样,下去当“学生”,到班里听听课,了解情况,监督计划、政策等的执行,然后回来报告。这样才能使情况反映得快,问题解决得快。可以首先跑重点大学,跑重点中学、小学。这些就是具体措施,不能只讲空话。

工宣队〔39〕问题要解决,他们留在学校也不安心。军队支左〔5〕的,无例外地都要撤出来。学校里这些问题不解决,扯皮就扯得没完没了。

重点大学搞多少,谁管,体制怎么定?我看,重点大学教育部要管起来。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,双重领导,以教育部为主。教育部要直接抓好几个学校,搞点示范。学校每周学习时间多少,政治活动时间不能超过多少等等,这些都要具体化,教育部要干预。人民大学是要办的,主要培养财贸、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。师范大学要办好。省、市管的师范院校,教育部也要经常派人去检查。不办好师范教育,教师就没有来源。

大学学制本科一般定为四年,这个问题认识基本一致了。医科不同,可以长一些。还有个别专业也可以长些。所谓四年,基础课恐怕要两三年。基础打得不好,搞科研是有困难的。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。看来,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,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,当然,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。

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,太繁琐。关于招生的条件,我改了一下。政审,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。政治历史清楚,热爱社会主义,热爱劳动,遵守纪律,决心为革命学习,有这几条,就可以了。总之,招生主要抓两条:第一是本人表现好,第二是择优录取。

科学研究机构已经确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,并决定恢复科研人员的职称。这是很大的决策,解决了很多重要的问题,会引起震动,会影响到教育、工业等方面。教育部门要紧紧跟上。大专院校也应该恢复教授、讲师、助教等职称。多年来,许多同志考虑恢复职称的问题,这次中央在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

科研、教育的后勤部门,工作量大,政策性强,十分重要。大学里应当有一批热爱本职工作、勤勤恳恳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人,把这方面的工作管起来,使教学和科研人员能够集中精力做好业务工作,不要让他们为了设备和工作条件问题到处奔跑。

要加强学校的教师队伍,科研系统有的人可以调出来搞教育,支援教育。搞教育是很光荣的,要鼓励大家热心教育事业。对科研系统抽出来支援教育的那些同志,教育部要在政治上、物质上安排好。今后我们要很好地研究科研和教育如何协调、人员如何经常交流的问题。人员不流动,思想就会僵化。外国科研机构很注意更新科研队伍,经常补充年轻的、思想灵活的人进来。我们也要逐步实行科研人员流动、更新的制度。要注意发现人才。现在有些人的成就外国人都公认,我们反而不了解,说明我们的一些制度有缺陷,不能发现人才,要认真改进。

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,一直抓它十年八年。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。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,抓方针。重要的政策、措施,也是方针性的东西,这些我是要管的。教育方面有好多问题,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、出成果。

总之,教育部要思想解放,争取主动。过去讲错了的,再讲一下,改过来。拨乱反正,语言要明确,含糊其词不行,解决不了问题。办事要快,不要拖。

(这是邓小平同志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。)

出处:《邓小平文选》(第二卷)